2001年6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徐式谷同志写的《<英华大词典>有着许多故事的一部词书》一文，吴道弘同志寄给了我，希望我就这本词典，写一点我所了解的情况。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回想起当时的一些情况，仍然历历在目，非常怀念，因为那是我这一生走上编辑出版道路的起点。
《英华大词典》1950年12月由三联书店在上海出版以来，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其间商务印书馆作了很多工作，组织了主编和很多专家学者作了两次大的修订，2000年底出版了修订第三版，使这本词典的内容更充实，更适应时代的需要。
编纂这本词典的起源大约是在1942年。因为，在1937年前后，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各种“办法”和“条例”来钳制言论，进一步摧残革命的出版事业，1940年10月，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导致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那时的上海更是处于白色恐怖中。由革命人士李公朴等人组建的“读书出版社”屡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查封。在李公朴被害后，由黄洛峰、郑易里和艾思奇组成新的领导班子。郑易里曾向黄洛峰提出：利用编辑《英华大词典》来掩护党的出版工作，掩护遭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出版社委托郑易里主持这项工作，他的二哥郑一斋和侄儿郑瑞之出钱支持词典的编纂。郑易里请了曹成修共同从事词典的编纂。1945年秋，日寇投降，在出版社的支持下，词典的编纂工作加速进行，1946年10月便完成了初稿，而后开始了排版和校对的工作。为了维护出版社的安全，郑易里把自己的住房供给编纂词典作办公用，是在上海西爱咸斯路（现名永嘉路），范用记得那条弄堂（相当于北京的胡同）叫“正蕃小筑”，当时来说地段比较僻静。那是一幢三层小楼，二、三楼用于住家和借给出版社往来的同志暂住。一楼客厅有一张吃饭用的大园桌，四、五个人围坐在那里，从事词典的编辑和校对，铅字排版由一家很小的印刷厂承担。1948年，郑易里的家人搬走，词典办公地点搬到二楼，办公室里除了几张桌子、书架和编词典需用的书外，就是原稿和校样；一楼借给他的妹夫——一位牙科医生住，兼作诊所给人看病；亭子间和三楼就是接待地下党同志或是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受到国民党迫害的一些同志。上海解放前夕，读书出版社范用同志因为受国民党特务搜捕，曾经避居在这亭子间。可以想见，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从事这部词典编纂工作的。
我是在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经郑易里同志夫人熊约春介绍到这里工作的。那时编辑室里有六位同志：除郑易里、曹成修两位主编外，还有刘龙光、郑康伯、唐某某、张君悌（女）。词典初稿编完，部分已排出校样。这本词典当初制订方案时，就包括了一个人无我有的、与众不同的中文索引。上海解放后，郑易里同志希望这部词典能早日出版，但中文索引还只是刚着手编制，所以他急需有两个人帮助他完成这项工作。我和后来的胡平冠同志就是在郑易里同志指导下作中文索引编制工作的。
这个中文索引打破俗套，既不用四角编码查找中文字，也不用数笔画查字，采用的是郑易里同志长期研究的六笔查字法。郑易里同志从20世纪初即着手研究汉字结构，1929年在上海《时报》发表文章，认为组成汉字的基本笔画是“—（横）、丨（直，即竖）、丿（斜，即撇）、丶（点）、┐（弯，即横折弯）、└（纽，即竖折弯，又称拐）”六种，主张汉字最好是按照起笔笔画顺序排列检索。《英华大词典》中文索引部分的检索方法，是郑易里同志几十年研究成果的一次伟大实践，是用1至6个数码做为六种笔画的代码，即“1—点（圆点、尖点）；2—横（短横、长横、斜横）；3—直（短直、长直、斜直）；4—斜（撇丿、捺?）；5—弯（单弯乛、弯钮ユ乙ㄋ）；6—纽（单纽しレㄥ、纽弯ㄣㄅ），然后，再取汉字的第一个字根（又称部件）的前两个笔画的代码与第二个字根的前二个笔画的代码组成整字的编码去查字。用这个办法查字，易记、简便、节省时间。编完后，中文索引有30多万条，占全书616页，这一部分也像一部从中文查英文的“汉英”词典，对初学英语的读者很方便。这是中国第一个采用笔画代码检索汉字的成功例子。读者赞誉这本《词典》的中文索引容易查，有特色。
我和胡平冠同志的工作是用小条将词典正文的词汇逐条抄下来，按郑易里同志六笔查字法的编码，将写有词条的卡片按照数字编码排序后，放在抽屉里。为了尽快完成这个工作，我的大弟陶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都来帮忙。全部抄完后，经过检查，再将小条贴在大张纸上，每一张纸平均贴30张小条，一共贴了11,000多张。为了节约篇幅，索引排得很密，每面排四栏。非常可惜的是，以后为了压缩篇幅，降低定价，再印时，把这部词典的中文索引删除了。
《英华大词典》编辑室风气非常好，工作时间里没有聊大天的，相互之间工作中有疑问，需交换意见时，走到跟前小声说话，所以工作时间，每个人都是在埋头苦干，没有声响。这么一部浩瀚的词典在三年时间里能完成编辑排版、校对并出书，真是奇迹，归之于高效率，就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现在从事编辑工作同志学习的。中文索引校对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是第一次接触校对工作，对这项工作的艰苦性没有认识，刚开始时干着干着就打盹了。随着工作的进展，认识的提高，再不敢心不在焉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是最热闹、最活跃的时候，大家交换意见、交流信息，或三三两两到弄堂（相当于北京的胡同）里散步晒太阳。
参加这部词典的几位主要编辑，学识都很渊博，懂得几国文字，如刘龙光同志还懂得出版印刷，在参与词典编辑工作的同时，还主持编辑出版《艺文》杂志，是个多面手。他们讨论起一个词来，各抒己见，非常热闹、非常认真，相持不下时，各人下班后回去找根据，第二天再接着讨论。大家都希望这是一本受读者欢迎、读者认为有用、有生命力的词典。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词典大修订了两次，据徐式谷同志文章介绍，到修订第二版已印了70万册，到目前，早已不止这个数了。我想，一本书经历了半个世纪还在出版，印数那么大，这是令《词典》所有参与编纂的同志感到最欣慰的。
这本词典初版，因限于当时形势只印了2000册，每册定价15万元（旧币，相当现在的15元），即使这样，很快就脱销了。在《英华大词典》的书稿档案里还保留着当时从出版总署转给主编郑易里同志的两封读者来信：认为这本词典新词较多，译语灵活，缩写字和专有名词按照字母的次序排列，便于检查，同时指出书内有一些错误，另一读者建议郑易里同志再编本《俄华词典》。
1953年经郑易里、曹成修同志改正初版的一些错误后组织重印，重印挖改纸型工作在上海进行，人民出版社专派沈昌文同志去上海负责此事，1954年重印出版，印了一万册。
1955年，时代出版社提出希望拿到此书的出版权，由该社继续出版，三联书店的同意转去。自1957年初至1959年9月，时代出版社略作修订，印刷三次，共出版了60,000册。后来时代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合并，此书就由商务印书馆承担修订与出版了。
下面，我想再返回来对读书出版社的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读书出版社前身是《读书生活》半月刊，1936年由李公朴任主编，后扩建为出版社，李公朴兼任经理，后来，李公朴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被捕入狱，《读书生活》半月刊被查禁。在出版社遭受严重打击、危难的情况下，艾思奇找郑易里、黄洛峰商量，组成新的领导集体：郑易里任董事长，艾思奇任总编辑，黄洛峰任经理。新组成的读书出版社的领导集体拟定的第一个出版计划就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有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做这项工作又需要很大的投资，三位领导带头，最大的股东是郑易里，他除了将自己译著的版税投入外，他的二哥郑一斋、侄儿郑瑞之也积极给出版社投资。
落实出版计划的首要任务是出版《资本论》。《资本论》的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为支持他们的翻译工作，艾思奇和黄洛峰同志都提议出版社按月预付译者版税，并为此特别在银行存了一笔专款。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上海也被日军占领，出版社人员陆续疏散，郑易里留在上海租界内等待《资本论》的译稿陆续交来。但翻译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当《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郑易里之后，为了译者和译稿的安全，转移到郭大力同志的家乡江西赣州继续这一工作，出版社派专人陪送郭大力同志绕道香港、广州转回老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翻译工作。他们一边翻译，一边誊清，挂号寄到武汉给黄洛峰同志，再由黄洛峰转寄给上海的郑易里。郑易里同志每收到一批译稿，对照日文译本校阅一边，又请《新华日报》总编章汉夫对照英文校阅一边。到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出版，为加快第二、三卷的翻译进度，郭大力同志又回到上海，配合出版工作，这样，第二、第三卷随后接着出版。马克思这部巨著在中国有了第一个全译本。初版印了2000部，准备从广州转运各地，但书运达广州时遭战火损灭了。出版社赶快又安排上海抢印1000部，从湛江转运，运到了桂林、重庆（另据戴文葆同志在《窃火者郑易里》一文中介绍，是经香港和滇越铁路运到桂林、重庆（见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编辑记者一百人》，第442页），然后送到预定的读者手中。重庆的预订户中，有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等著名人士，他们都喜悦地得到了这部巨著。
正巧那时有卡车往延安运送纸张和印刷器材，读书出版社桂林分社派张汉清等同志把几十部《资本论》安置在最便于保护的地方，送到了延安。逄先知同志在他的《毛泽东读书生活》一书中介绍了毛主席读《资本论》的情况。
郑易里同志自己也孜孜不倦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在1936年秋，根据俄文与日文的译本，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解放后，在还没有新译本的情况下，照常重印出版。他还和艾思奇同志翻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辩证唯物论条目》，定名为《新哲学大纲》，于1936年6月在上海出版，到1949年6月，共印了14版。
郑易里同志为中国出版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在出版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刚解放时，郑易里同志是出版社的领导，但一点没有领导的架子，每天他第一个到办公室来，为大家点炉子、烧开水，冬天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取暖炉（这在上海是很少有的），等大家走进办公室时，已是暖烘烘的了。晚上下班是最后一个走，等大家走后，他把办公室收拾干净才离开。我们因离出版社本部比较远，没有食堂，中午那顿饭，都是大家自己从家里带来，快到中午时放到炉子上热着，到12点也就热了。郑易里同志每天中午往饭盒里倒点开水，把饭和菜一搅和，等热了，三口两口把一盒饭吃下去。同志们常说，这饭是什么滋味恐怕他都没吃出来就把一盒饭塞到肚子里去了，都担心他把胃搞坏了。
他衣着也很朴素，从不讲究，只要干净就行。在他影响下，一起工作的几个同志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西服革履地来上班。他在出版社工作十几年，从不在出版社拿钱，他和他二哥郑一斋、侄儿郑瑞之投入很多钱给出版社，从未没有分过红利，上海解放后，都上交给国家了。编辑《英华大词典》，出版社和他约定，出版后版税的1/3给他，2/3归出版社，实际上他没拿钱，1950年12月书出版后，正值抗美援朝，他把应得的1/3版税，让出版社代他捐献买飞机大炮了。只有以后书转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他才拿到一些修订稿费和印数稿酬，这些钱用于他的研究工作。
郑易里同志是个追随时代的学者，并且要力争走在前面，为此而竭尽全力。当计算机刚刚兴起时，他想到汉字如何输入计算机的问题，当时条件很困难，他找到范用同志帮忙，把他的研究成果印出来。范用同志又找了出版社几个同志，记得有周文熙、杨寿松同志和我一起商量，因为他写的大多不是完整的汉字，不好用打字机打，我们几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分头用最原始的刻钢版的办法，把他的稿子刻出来，油印装订好给他送去，即使这样很粗糙的东西，他拿到后还是非常高兴。
1964年，他将研究的成果——《汉字四拼法》的油印稿送交给邮电部的某研究所，期望能在汉字大键盘打字机上得以应用。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汉字是由一个或几个单元构成，而这些构字单元就是独体字，其中绝大部分是大家熟悉的部首。为此，他把这些构字的基础单元称为“字根”，意思是构成汉字的根源。从60年代初，他的思维已从利用笔画代码升华到利用字根代码给汉字编码了。可以说，这就是今天计算机系统中普遍使用的《郑码》和《五笔字型》编码输入法的理论基础。
几十年来郑易里同志的业余时间几乎完全沉浸在汉字字形的分析研究中，这一研究为日后汉字简捷快速地输入计算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郑易里同志与邮电部第七研究所合作，第一个在世界上完成了只用通用键盘的26个英文字母键将汉字代码输入计算机的《26键位汉字拆根输入码方案》。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传授是无私的、无保留的。1979年，河南省科委请郑易里同志去郑州参加鉴定一种汉字编码方案，他的意见和建议引起很大震动。当时，河南南阳科委立项拨款研究大键盘打字机的汉字编码课题，于是在1980年邀郑易里同志去南阳指导协助。郑易里同志将自己多年对字根、对汉字编码理论和方案的研究心得和发明成果都无私地传授给了王永民等人，从1980年8月到1983年8月的三到四年间，郑易里同志不顾已是75岁高龄，先后四次应邀去南阳指导和帮助课题组一起实现这个后来称为“五笔字型”的汉字编码输入项目。
但是，郑易里没有固步自封，他仍在孜孜不倦地改进自己的汉字编码输入法。1988年，他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他的女儿郑珑接过这一接力棒，继续研究和改进，共同发明了《字根通用码》汉字输入方法。在女儿郑珑、女婿兰德康的努力下，1990年《字根通用码》经过国家主管部门专家们的严格测试后，通过了国家级的鉴定。专家们肯定了郑易里同志在我国字形编码学术领域的奠基贡献，为此，专家们说，这一输入法叫做《郑码》吧。《郑码》既破除了用多歧义性的部首法检索汉字，又利用大家所熟悉的部首作为编码用的字根，使得易学与快速输入得到了统一，居世界领先水平。
1992年郑珑再次优化了《郑码》，经国家语委权威专家的审定，认为《郑码》在涉及文字规律方面已经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有条件在中、小学和社会上推广应用。《郑码》的另一优势是：在不改变编码规则和字根代码的前提下，可以方便地给10万汉字编码。也就是说，学会用《郑码》输入几千个常用汉字，用同一方法编码，还可以输入几万个中国的生僻汉字以及日本和韩国的汉字。这一优势是其他输入法所不可比拟的。
《郑码》近年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发明大奖和金奖，并且微软公司的Windows系统、IBM公司的OS系统和红旗LINAX系统等都已选用《郑码》作为中文输入法。《郑码》在郑珑、兰德康主持的中易电子公司发展和推广，已建立了有10万汉字字库的郑码输入的超级应用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能处理最多汉字的应用系统。他们实现了郑易里同志的理想，并继承了郑易里同志追随时代力争走在前面的拼搏精神，定会创造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的辉煌业绩。
现在郑易里同志已是96岁高龄了，虽然他身体还好，没有大毛病，精神也很好，但手有些发抖，长期的编辑工作损伤了他的视力，已不能做具体工作了，但看到他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能更辉煌繁荣地发展也是一种幸福。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安享幸福的晚年。
本文参考材料
（1）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编《联谊简讯》2000年11月8日第20期载马仲扬：《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是怎样出版、发行的？》。
（2）《编辑记者一百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戴文葆写《窃火者郑易里》。
（3）《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三联书店2001年版。
（4）《市场报》1999年12月15日《破译汉字密码 再创汉字辉煌》。
◆题外话◆
一本书的出版，不管经历的时间长短，是作者、编辑、出版社共同努力的结果，期间会有很多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读者从这些故事中可以体味一本书从选题的策划、编著到编辑、出版的艰辛，也可以从中增长和了解很多知识。现在全国有数百家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的有几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我希望大家在编辑工作的同时，积累一点材料，写一点自己经手过的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值得大家共享的故事，这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希望《出版史料》能促进这件事。我期待不久有一本书，书名叫《书的故事》，这篇小文章就算抛砖引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