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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码发明人
只有文化的传承是永远的
——郑码发明人郑易里先生传奇

转载自《人物》杂志2006年第10期 总第212期
文 / 蓝天 在云
    人的一生,在一个学术领域攀登到高峰已很艰难,而郑易里在他传奇的一生中,攀登了多个高峰。上世纪30年代,他就审校出版了马克思名著《资本论》;40年代主编了享誉海内外的《英华大辞典》;经过半个世纪的殚精竭虑,他又成功地解决了全部汉字的快速输入问题,实现了古老汉字和当今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为中华文化的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杰出成就的功德,将是持久的,无限的……

上海“孤岛”时期,郑易里(前排右一)与同事摄于斜桥弄读书生活出版社办事处门前(1939年)
    郑易里(1906—2003)出生在云南玉溪县郑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昆明中学毕业后,在当时农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他远赴北京修习农科,次年去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留学,结识了许多在日本留学的民主进步人士。1928年,日寇制造了“济南惨案”,这些留日的爱国学生愤而退学返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年,郑易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的秘书,积极从事组织发展活动。后来,省委上层有人叛变,他预先得到消息,在云南火脚大王浦家躲了半年之后,只身徒步到了上海,开始从事出版革命理论书籍,以唤醒民众的事业。

    建国后,他曾长期任全国政协委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创始人之一、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他曾先后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科技信息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国际发明大奖、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北京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世界华人发明大奖等。
传播革命火种——审校出版《资本论》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火拯救了人类,在鲁迅的笔下,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比喻为“窃火”,这也成了传播马列主义的代名词。

    1936年初,郑易里、艾思奇(著名哲学家,建国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黄洛峰(著名出版家,建国后第一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和当时文化界的著名进步人士李公朴、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一起,为了实现“唤起民众”、“文化救国”的理想,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之后不久,李公朴等七君子被蒋介石抓到苏州关押起来,读书生活出版社被查禁。在此情况下,艾思奇找郑易里、黄洛峰商量,组成出版社新的领导班子,郑易里任董事长,艾思奇任总编辑,黄洛峰任总经理。新组成的领导班子拟订的第一个出版计划就是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为解决出版社在经济上的困难,郑易里从在云南经商的哥哥那里首期借出了3000银元,使出版社又运作了起来。后来的几年间,陆续借资竟达6万多银元,维持了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



  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文版

    当时,艾思奇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选出有关著作与郑易里合译,他们仅用8个月时间就译完了全部20万字的《辩证唯物论》。为冲破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他们将《辩证唯物论》的中译名改为《新哲学大纲》,于1936年出版,以后连印14版,颇为畅销。郑易里亦因此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

    继而,他们又大胆设想:能不能出版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全译本?

    这项工作谈何容易!原著内容艰深,且工作量巨大。由谁来啃这块硬骨头?他们打听到了一个叫郭大力的人。郭大力早在1928年就因翻译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几本古典经济学巨著而受到出版商的欢迎,但当他提出要全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时,因风险太大,没有出版商敢于应承。在当时恶劣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之下,读书生活出版社开始了和郭大力的合作。

    没有经费,郑易里只好又向在昆明经商的二哥郑一斋借款。可《资本论》第一卷刚刚译好,日本侵华的战火就烧到了上海。总经理黄洛峰为了保存出版力量,带着出版社的年轻同志,将大部分家业转移到了汉口。艾思奇去了延安,郑易里留守上海,而郭大力则回到老家赣州乡下继续翻译。
    郭大力在老家每译完一部分,便誊抄在航空信纸上,寄往汉口。黄洛峰看后,又寄给上海的郑易里。

    后来武汉也告急,黄洛峰又将书店迁到重庆,郭大力就把译稿直接寄到上海,交由郑易里审阅。郑易里在上海一边整理译稿,一边进行校核。第一卷他还请章汉夫校核过。

    中华民族的命运激励着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政局的影响,反而夜以继日地加快了工作进度。看到即将完成的一大堆稿件,郑易里又高兴又发愁。能不能排版?如何付印?钱又成了问题。而且,上海沦为“孤岛”之后,社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出版《资本论》中文版,要担坐牢的风险,郑易里跑了许多印刷厂,都遭到了拒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某小印刷厂业务清淡,赶紧前去劝说,好不容易才说动对方答应承印这本书。1938年4月,《资本论》终于开始排版。郑易里把郭大力由老家赣州请回上海,他们争分夺秒,大热天汗流浃背地在印刷厂看校样,打纸型。秋天,第一批3000套《资本论》成功印出。他们犹如看到一堆火种,即将撒播向全中国,每个人的眉宇间都闪烁着欣喜的光彩。

    但接下来事情并不顺利,20大箱书刚刚运到广州,就因广州的沦陷而全部失踪了。其后他们只好陆续经广州湾把少量书转运到内地,然后再通过苏北新四军辗转运到东北。在上海,《资本论》出版的消息不胫而走,除了预订者前来取书之外,另有不少人前来购买。宋庆龄也托人来买。一次,郑易里问一位前来买书的医生,“你们医生也看这种书?”那人风趣地说,“鲁迅不就是学医的吗?”还有一位着长衫的先生,看上去像一位前朝人物,也来买《资本论》。郑易里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就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

      《新哲学大纳》书影
    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接到《资本论》后,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门市部的新书台上铺起了红布,上面一排崭新的精装本《资本论》。从早到晚,读者川流不息。第一批送往延安的《资本论》,是经桂林分社的同志们连夜打包装箱,由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运走的。

    1939年春天,越南的港口城市海防,法国殖民当局的海关检查站扣下了一只装满纸片的特大皮箱,皮箱的主人正是郑易里。他亲自将《资本论》的纸型从上海带到了香港,又由香港带到海防,想不到在海防遇到了麻烦。幸亏碰上了留法多年的老朋友乔丕成,乔用极其纯熟的法语为他交涉,才使他无事通过。
    接着,郑易里又带着大皮箱,乘滇越铁路的窄轨火车到了昆明。这金马碧鸡的故乡是他在上海日夜思念的地方,但由于身负重任,他只与哥哥郑一斋匆匆见了一面,便接着上路。这位为出版革命书籍出资7万多银元,却不思回报的哥哥亲自送郑易里上了长途汽车。

    到了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经理黄洛峰兴奋地对郑易里说:“你到重庆来,周副主席都知道了,他亲自过问在重庆印刷《资本论》的事情呢。这是一件大事啊!”听到这鼓舞人心的话,郑易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又立即在重庆联系印刷。由于这里条件不如上海,他们只好用土纸印了一批内地版《资本论》。

    为出版《资本论》,郑易里付出了极多的心血。在第一版的《译后跋》中,郭大力写到:“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

1948年主编《英华大辞典》时的郑易里
    有关《资本论》还有个小插曲。1947年2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征订《资本论》的广告。这则广告掀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国民党头号官报的“反共失察”一时成为笑谈。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黄洛峰和南京正风出版社创办人陈汝言的杰作。

    建国后的1950年,郑易里又在上海独自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文学构造》和恩格斯的经典之作《自然辩证法》,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除了具有极高的外语水平之外,郑易里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也都有很高的造诣,这才使得他能够胜任这些大部头的世界哲学经典名著的翻译工作。
主编《英华大辞典》——架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领导人经过艰辛的谈判,终于达成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协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后,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赠送了两件国礼,其中一件就是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将我们自己编的辞典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在我国这还是第一次。

    这本《英华大辞典》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最著名的一本工具书,它哺育了海内外三代华人学子,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从它诞生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中,也蕴含着许多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感动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领导大都转移到重庆和延安,只有郑易里以商人身份留守上海。因当时社会上的英汉字典版本太老,收词太少,郑易里与总经理黄洛峰商量,想新编一本质量较高的英汉大辞典。而且,编字典没有政治倾向性,容易避开日本特务的耳目,还能掩护地下党的出版工作。

    大约在1942年,郑易里开始着手调研。在仔细研究了几十部当时国内外著名的英文辞典和英日辞典后,他制定了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编纂方案。方案强调汉语部分要使用现代白话文,例证应丰富,译文应做到语言清晰、贴切、活泼。他还要求多收新词新义,广收俚俗语和习语,并且为全部单词标注世界通用的国际音标,这在当时是十分“革命”的方案。当时出版社已被查封,他们就在自己家中干。由于是一本大部头的字典,郑易里又请到史存直先生及日语、英语都很好的曹成修先生来共同编纂。

    3人分工,各自承担了1/3的工作量。不到一年,3人如期完成任务,可是由于史先生的1/3难以使用,于是这一部分又由郑和曹一起重新编纂。

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辞典》第一版书影及简易检字法说明
    1945年秋,日寇投降,黄洛峰又将读书生活出版社迁回上海。在出版社的支持下,辞典的初稿于1946年10月完成了,而后开始了排版和校对的工作。为了保护出版社员工的安全,郑易里把自己的住房让给出版社办公用。那是一幢三层小楼,位于上海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正蕃小筑”弄堂里,非常僻静。当时,二三楼用于住人,给受迫害的地下党同志做隐蔽所。一楼客厅有一张吃饭用的大圆桌,可供四五个人围坐在那里,辞典的编辑和校对工作就在这里进行。

    在这期间,郑易里向哥哥借的钱用完了,只好又找侄子郑瑞之借。亲戚们认同他做的事很有意义,所以都愿意慷慨解囊。但这毕竟是项大工程,即使有亲戚们的资助,资金还是时断时续。郑易里的夫人熊约春也奔走在亲朋间,四处筹款。一天,郑易里在街上碰到了我党管财务工作的王太雷先生。见郑易里愁眉不展,王太雷连忙上前详问缘由,郑于是将资金困难的情况对他说了。不久之后,王太雷开始代表地下党每月出资200银元,一直出了6个月,才使这本词典的后续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在《英华大辞典》最初的设计方案中,为读者查找方便,郑易里别出心裁地提出要附一个中文索引。可是到了1949年,辞典的正文部分已全部完成,中文索引却还没有启动,大家非常着急。这时,郑易里又请来了年轻、热情、工作精细的陶膺小姐和胡平冠先生,在他的指导下,他们日夜兼程地赶中文索引的进度。

    这个中文索引用的是郑易里研究了十几年的一种汉字快速简易查字法。郑易里很早便开始着手研究汉字结构,1929年,他在上海《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组成汉字的基本笔画是“—(横)、丨(直,即竖)、丿(斜,即撇)、丶(点)、┐(弯,即横折弯)、└(纽,即竖折弯,又称拐)”6种,主张汉字最好按照起笔笔画检索。这一次,郑易里决定在中文索引中实践这一研究成果。他用数码1至6作为6种笔画的代码,即“1——点(圆点、尖点);2——横(短横、长横、斜横);3——直(短直、长直、斜直);4——斜(撇丿、捺丶);5——弯(单弯 、弯纽ユ乙ㄋ);6——纽(单纽しレㄥ、纽弯ㄣㄅ)”,取汉字第一个字根(又称部件)的前两个笔画的代码与第二个字根的前两个笔画的代码组成整字的编码。这是中国第一个采用数字1至6作为汉字笔画代码的检索法,这一方法易学、易记、简便、快速、重码少,大家用这种编码编制卡片,极大地提高了排版检索的工作效率。比如,“州”的编码是“1413”,“止”的编码是“3232”,“田”是“3523”,“言”是“1222”,“门是“5226(取左半边两笔,再取右半边两笔)”,“笔”是“4242(取上部件两笔,再取下部件两笔)”等。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他们就编完了30多万条中文索引,占全书的616页。这一附录像一部以中文查英文的汉英辞典,为初学英语的人提供了很大方便。郑易里没有想到,他就此开创了“汉字笔画数字代码化”的先河。

    1950年底,《英华大辞典》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一次印了2000册。可是由于我国当时的外语教学是俄文的天下,学英文、用英文的人极少,辞典很不好卖。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辞典的销量才开始逐渐上升。1954年加印了1万册。1955年,时代出版社略加修补,又出了一个袖珍本,为降低成本,袖珍本中删去了中文索引部分。1959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之后,学英文的人多了起来,这本辞典也开始热销。最近,笔者听大连的一位吴姓教授讲,上世纪50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英华大辞典》很难买,有一次班里分到一张购买票,三四十人抓阄,这个阄竟然被他抓到,高兴得不得了。从那时起,他就知道了郑易里,这本辞典也成了他终生的良师益友。现在,他已经主编了好几部大型的汉英大辞典了。

    1964年末,国家新闻出版署将时代出版社并入商务印书馆,《英华大辞典》的出版也随之转给了商务印书馆。由于这本辞典已出版了十几年,在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形下,商务印书馆又请郑易里对其进行修订补充。由于曹成修在1955年受潘汉年案的牵扯,以叛国罪入狱,所以修订的工作就由郑易里一人来完成。当时的郑易里早已进入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工作,主编着好几种农业杂志,工作非常忙碌,修订辞典的工作只能利用已经很少的业余时间来进行。为了节省上下班路上的时间,他找领导在农科院借了一间小屋,每天吃完晚饭就扎进小屋,开始修订这本大辞典,常常干到半夜才休息。修订的工作量很大,他要反复翻找各种资料,还要按当时突出政治的指示,在辞典中做到“政治挂帅,彻底肃清封资修的流毒”,把辞典中“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词汇、人名、机构名,例如“妓女”、“皇帝”、“孔子”、“参议院”等词语全部删除,同时加入当时流行的政治词语,一旦弄不好就会犯“政治错误”。幸亏郑易里是个有心人,十几年中身上总会带着小本本,平时遇到各方面的英语新词汇,他都要记下来。他还在自用的《英华大辞典》中,用蝇头小字在词条的边角和缝隙中批注了修正和补充的内容。成年累月积攒的这些资料,在修订辞典时都派上了用场。

    转眼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郑易里的夫人在中学工作,他的家被学生们反复抄了好几次,弄得全家人终日惶惶不安。好在农科院并没有大乱,郑易里进了“历史问题学习班”,没过多久,军代表就对他说,老郑,你的历史问题都清楚了,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郑易里一听,一身轻松,又扎进那间小屋修订辞典去了。

    1968年末,辞典修订完毕,郑易里请商务印书馆来取书稿。不知为何,商务竟派了一辆大卡车来拉书稿,这件事让农科院很是热闹了一阵儿。

    书稿拉走不到3个月,驻商务印书馆的军代表打来电话说,现在中央号召战备疏散,商务的人和重要资料都要疏散外撤,这部辞典的修订稿很珍贵,怕在疏散中遗失,让郑易里自己保管。郑易里借的小屋已经还了,家里又随时有被红卫兵抄家的危险。考虑再三,他请商务帮他把书稿拉到在东郊某农场的侄子郑琮家中存放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这一放就放了10年。

    1978年,商务印书馆全部人马返京,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他们又想起了这部辞典。可是10年又过去了,社会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大革命”中删掉的字眼,现在又要恢复了,而“文革”的政治词汇又要逐条分析、删除。何况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国外也增加了许多新的词汇,对辞典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修订才行。可这时的郑易里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已无力一个人在短时间内修订完这本巨著,于是商务又请了胡学元、刘邦琛、沈凤威3位专家,加上郑易里,4人各分1/4进行修订。修订完成不到一年,社会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80年,商务又组织力量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增补和修订。

    这期间,由于“文革”的破坏,我国外交、新闻、外贸、外联等领域的英文释义被搅得很乱,据说当时外交部曾给各有关单位发文,大意是一切中英释义以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辞典》为准。一本工具书有这么大的作用,也真是少见。

    1981年,修订的初稿完成,商务请人抄稿就抄了一年。终于在1984年,《英华大辞典》修订版出版了,这距1950年的第一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

    从1950年出版第一版到1984年出版修订版的35年中,《英华大辞典》成为了中国内地和海外销量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辞典,国内和海外累计出版销售了几百万册。它能被作为国礼送给英国首相,这也说明了它的高品质。郑易里虽然是这本词典的主编,但是,建国前参加编纂的曹成修、刘龙光、郑康伯等都是懂几门外语的“大手笔”。到了修订版,拥有我国英语辞书编纂精英的商务印书馆的十几位专家,也是全力加入修订工作,大大充实了这部巨著。这本辞典,实际上已是中国内地英语辞典编纂精英们共同的智慧结晶了。

    这期间,还有几个感人的故事。郑易里的女儿郑珑接过父亲研究了几十年的汉字检索和编码方法又苦心研究了两年,1988年,当他们到中国贸促会专利代理部去申请专利时,贸促会的“后生”们拉着郑易里的手说,这个大楼里的人都是用着您的字典长大的,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崇敬之情,无以复加。前些年,郑珑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40多岁的北京大学的曲教授,当他得知郑珑是郑老的女儿后说,我父亲上中学时用的就是郑老的《英华大辞典》(1957年时代出版社的袖珍本),到我上中学,父亲就把这本早已翻旧了的辞典给了我。现在我的儿子又上中学了,这本辞典实在太旧了,我就让他重新买一本,但是我嘱咐他,一定要买郑易里的《英华大辞典》。1994年,郑珑在马来西亚参加中文信息研讨会,中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也赶来参加。他握住郑珑的手说,回去向郑老问好,我从中学就用郑老的辞典,对我帮助太大了。

    1997年,《英华大辞典》又到了非修订不可的时候了。这时郑易里已年过九十,再也无力参与修订了。参与了第二版修订的徐式谷先生接过了接力棒,扛起了修订第三版的大旗。2000年8月,《英华大辞典》第三版出版,在它的封底上,商务印书馆特别标出了“50年精益求精的结晶”;“充满时代梦想和历史光荣”;“五、六、七十年代独领风骚,八、九十年代风行海内外,二十一世纪新版面世!”

    美国微软公司的Office XP中,把《英华大辞典》作为电子辞典的内容。他们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认为在众多类似的辞典中,这本辞典选词更精细得当,词汇量更大,释义和例证规范,对英语的习语、口语和俚语收集得相当丰富、实用。他们不但以它作为Office XP中的英汉辞典,而且在以后的机器翻译、语料库、网上在线等方面也将广泛应用。
再创汉字辉煌
——挑战“汉字落后论”
    1998年11月,全世界华人著名发明家,带着他们智慧的结晶,聚集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人发明博览会”。600多个层层选拔的精品发明在这里争奇斗妍,而郑易里女儿郑珑带来的《计算机全汉字信息处理系统集成》一举夺得大奖。这个由中国发明协会倾力推荐的系统集成,可将中华民族5000年所有的汉字,以及日本汉字、韩国汉字等共10万字,输入、编辑、排版、打印运用自如,攻克了运用计算机处理一切汉字的历史性难题。当香港特首董建华将金灿灿的大奖奖盾递到郑珑的手上时,全场起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的郑珑不禁热泪盈眶。人们哪里知道,这竟是三代人历经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才创造的奇迹啊!

1998年11月,在香港举办的“世界华人发明博览会”上,以郑码为基础的《计算机全汉字信息处理系统集成》荣获大奖,图为郑珑从香港特首董建华手中接过奖盾
    汉字,从山东大汶口发现做在陶器上的汉字雏形算来,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甲骨文也有3000多年。这种世界上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文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但是,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经济、文化每况愈下,一些人竟将中国经济文化滞后的原因之一,归罪于汉字的落后。1931年9月,6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在海参崴集会,集中批判了“汉字不能实现机械化,不适合现在的时代”,认为“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格格不入,汉字应当西化”,并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的声明。汉字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威胁。这时对汉字检索已有一些研究的郑易里认为,不能全面否定汉字,要想办法将汉字书写变得像西文一样能机械化,提高汉字快速处理的能力!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想法竟成了他一生为之艰苦奋斗的事业。

    要用机器书写汉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能对汉字快速检索。西文只是用几十个字母拼写,检索很容易。而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陆陆续续创造的汉字,却是近10万个形状各异,千差万别的图形。

    公元前后,距今2000年,汉字已有11000多个。被现代文字学家赞为“字圣”的后汉许慎,撰30卷《说文解字》(公元100年),将当时的汉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为了检索的需要,他创立了部首检索法。这种检索方法后人改进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清康熙年间(公元1721年)编纂《康熙字典》时汉字已增加到了47000多个,为了检索方便,规范精简出了214部的部首检索法。265年后的1986年,我国专家在制定国际汉字标准(ISO-10646 C.J.K)时,康熙部首检索法仍是东亚汉字区国家和地区公认的主要的检索依据。但是,部首检索法歧义性很大,汉字部首可以在汉字的上、下、左、右、内、外存在,有许多汉字,就是研究汉字的专家,也很难立刻确定它的部首是哪一部分。还有,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字典中,确定的却是不同的部首。找到部首,仍查不到字,还要数笔画。一本字典要翻前翻后好几次才能查到所要找的字。平均查一个汉字要5—6分钟。所以,不解决汉字的简易快速检索,汉字的书写机械化就无从谈起。这就是郑易里在本世纪20年代末所面临的状况。

郑码通过国家级规范化评审后郑易里先生和与全人员合影
    1929年,上海《时报》展开汉字改革的讨论。年轻的郑易里根据他的初步研究,总结提出了组成汉字的基本笔画是“—、丨、丿、丶、 、 ”6种,提出按笔画顺序排序检索的主张,向使用了近2000年的部首检索法提出了挑战。十几年以后的1950年,他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出版,其中文检索部分,就是应用他研究的由1、2、3、4、5、6阿拉伯数字代表“—、丨、丿、丶、 、 ”6种笔形的简易检索法了。这是有记载以来,中国第一个汉字检索简易代码化的成功案例。又使郑老完全想不到的是,50年后,计算机和手机兴起,人们在输入简短中文信息时,需要单手操作,他的笔画输入法竟大量被采用。
  
    这以后的40多年,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完全投入了对汉字的分析研究中,他写的文稿、笔记、方案堆满了屋子。他将几万个汉字的笔画、零部件逐一分解,制成30多万张卡片,对每一个汉字的笔画、起笔结构、笔顺等各种属性进行基础分析和频率统计,然后再集中归纳运筹,从中找出统一性、特殊性、规律性的东西。从字根的选取到字形的分类,从笔画的组合到整字的分解,既要符合汉字字形的结构规则,又要继承汉字以部首为脉络的有序性,理顺汉字笔画一字根一单字一词语的检索序列,苦苦地探索几乎是没有规律、自然成长的几万汉字,像整理成千上万团乱麻,一一解开理顺。从内战混乱,到建国后的运动不断的年代,又要做好白天的社会工作,赚钱养家,又要在这几万汉字中孤军奋战,这要有多大的毅力和智慧啊!经由点点滴滴的积累,多种矛盾的运筹和巧妙的安排,他终于逐步建立起按汉字字形特征编码的完整科学的全部汉字的快速检索体系。
——将古老汉字和现代信息技术完美结合
    把汉字输入计算机,除有计算机外,还要有操作系统、汉字库和输入系统,三者缺一不可。所谓输入系统实际就是汉字检索代码化,即把每一个汉字,分解改编成机器能读识的代码。什么才叫快速输入呢?就是汉字代码输入的速度,要达到人的正常语言速度,即每分钟200个汉字以上。

    把汉字输入计算机,1959年已由美国国际商业公司(IBM)实现。他们设计的卡德韦尔汉字打字机,按每字笔画顺序打制孔码,一共只能打2333个汉字。其后,有photon公司的“辅键式汉字打字机”,能打5040个汉字。但每次必须在168键的大键面上标出的5040个汉字中找到所需之字,右手按下该字所在大键,左手按下标有该字字位码的一个辅键,电脑才能把该字反映出来。辅键共有30个。用起来非常麻烦。

    进入上世纪60年代,日本、美国、加拿大、苏联,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专家们,力图将汉字快速地输入计算机的各种方案竞相出现。他们在168个大键、30个辅键的方案基础上缩小,于是不断有108键、96键、87键、64键的报道出现。

    1964年,对汉字检索和编码已有很高造诣的郑易里推出了《汉字四拼字码方案和打字》的完整方案。这个方案,已经实现了只用32键将汉字拆根编码输入。尤其是他经过大量分析统计,认为每个汉字最多用4个代码是检索汉字最精炼、最科学的码数。他将这个方案汇报给邮电部后,邮电部当即派了两位技术人员配合他完善和实现这个方案。郑易里还书面向中国科学院、邮电部等单位建议组成协作组,运用世界上刚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来迅速攻克处理汉字的难关。他的这个建议比后来著名的“748”工程(即汉字激光照排项目)早提出10年。随后,“文革”爆发,邮电部的两位技术人员撤回。在那艰难的岁月中,郑易里一边应付各种运动,一边修订他主编的《英华大辞典》,一边注视着国外汉字输入计算机的各种方案的进展。他心急如焚,可又无可奈何,只有自己孜孜不倦,日夜孤身奋战。到“748”工程开始时,他的字根编码理论和方案已引起各方面专家的重视和称赞。

    1978年8月,“748”工程顺利实现。《光明日报》当时做了报道,并公布了照排样张,轰动了国内外汉字印刷界。可是它的汉字输入法是拼音法,由于汉字重音字多,导致输入时重码率高,输入速度慢。就像计算机运算速度已是高速公路,而输入法却是牛车!要实现快速输入,还得是形码输入法!

    1980年11月,郑易里与邮电部第七研究所合作,率先创造了26键输入方案,第一个在世界上完成了只用A—Z26个通用键位将汉字字根代码化的输入方案。他们运用这个方案对《标准电码本》内全部9324个汉字,以及《标准电码本》中没有,而收入《新华字典》(1979年修订本)中的1726个汉字,共11050个汉字进行了编码,重码字130个,占总编码字数的1.2%。这个重大成果,已大大领先于当时国外所有公司和专家研究的汉字输入成果,率先攻克了26键通用键盘大关!当时,双方约定对方案保密,争取资金实施。后来,邮电部单位调整,人员离去,又只剩下郑易里独自奋战了。

    1979年,郑州一位陶工程师研究了一种汉字编码方案,河南省科委组织鉴定,约请郑易里参加。在会上,郑易里坦诚地对这个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他的精辟见解引起很大震动。第二天,河南科委请郑易里做专题报告,他有关汉字编码字根论的研究理论及方案进展,激起听众极大兴趣,当即就有人电告了在南阳科委工作的王永民。王永民一听,星夜赶到郑州,见到了郑易里,诚心讨教,这时他才知道汉字还有编码一说。以后,他带人到北京郑易里单位和家中虚心请教。郑易里不但热心接待,同时也诲人不倦,有问必答。1980年,南阳科委立项拨款研究汉字输入编码课题,特邀郑易里去南阳指导协助。郑易里见南阳科委这么支持汉字编码研究,王永民等人如此求知心切,非常高兴。此时正值酷暑8月,时年已75岁的郑易里一到南阳,就连续讲了7天课,将自己多年对汉字、汉字编码的研究心得和成果,都传授给了王永民等人。从1980年8月到1983年8月的几年间,郑易里不顾高龄,4次应邀去南阳指导和帮助课题组一起实现这个后来被称为“五笔字型”的汉字编码项目。

    当时南阳的课题组虽然努力,但事倍功半,长期停滞在48键上。当郑易里创先实现的26键方案6月份定稿打印成册后,得到农科院的许可,他最先给南阳的王永民寄了去。王永民接到后,大喜过望,在给郑易里的回信中,掩不住兴奋之情地写到“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字形方案的高峰上插上的一面鲜红的旗帜!体系的严密,科学思想的一贯,构成的精密,使用方法之简易及实编效果的惊人!”并认为这是形码界爆炸的第一枚原子弹!同年11月在北京西郊举行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学术交流会上,郑易里将这世界上最先实现的26键的具体方案广为散发。与会的专家问郑易里,这是您多年研究的巨大成果,这一散发出去,别人不是很容易偷去吗?郑易里回答:“中国大陆是汉字的发源地,最好的汉字编码,应该诞生在中国大陆,只要是中国大陆的人,谁拿去用都一样!”

    几个月以后,南阳课题组完成了26键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1983年8月五笔字型在郑州召开鉴定会。鉴定会的文件中写道:“郑易里先生关于汉字研究的理论是当今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不但为大家所公认,而且已成为许多字形编码研究的基础……”

    “郑老是我们南阳从事字形编码研究的导师。我们对郑老关于汉字理论的学习和认识是逐步加深的。虽然我们前期的研究也贯穿着郑老的理论,但真正全面地运用郑老的理论于汉字字形编码的实践,则见于我们的26键五笔字型汉字编码方案。”在报告的最后写道:“我们不知道怎样用言语表达我们对著名学者郑易里先生的感激之情……”可以说,“如没有郑老的理论做基础,WBZX(五笔字型)方案将不能成立”。“如没有郑老的教益和指导,也许到今天我们还一无所获!”按当时王永民的主要助手张道政的说法,五笔字型和郑易里先生的六笔字型并无重大区别,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鉴定会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郑易里却清醒地告诫课题组说:五笔字型在字形拆分的规范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汉字编码是涉及文化和教育的大事,应该尽量做到规范化,希望改进以后再推出。可是市场不等人。王永民等人还是迫不及待地将五笔字型推出了。尽管如此,郑易里还是以他博大的胸怀,为了鼓励年轻人的发展,书写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五笔字型诞生的讲话。五笔字型由于适应了当时社会急需快速输入汉字的需要,推广得很成功。但是,它的繁琐、缺乏系统性和不规范性,也引起越来越多专家的责难。

    这时,郑易里感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并没有完成,一个比较理想的汉字输入法还没有产生。什么是理想的汉字输入法呢?它要完全符合国家文字规范与人们头脑中对汉字的认知;要容易学,使老幼都易上手;要有每分钟超过200字的口语速度;要通用,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全部汉字、日本汉字、韩国汉字用它都能轻易地编码和输入;而且要有一个完整的编码规律和科学体系。

    1985年5月,郑易里的《26键汉字拆根输入码》在中国农科院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了鉴定,专家们给予很高评价。而这时的郑易里,已在80岁高龄下离休了。他半个世纪的努力和愿望,不该只诞生一个不规范的五笔字型就草草收场。3年后,在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有飞机制造工程师职称的女儿毅然接过老父的接力棒,而她的丈夫,是一位管理专家。他们优势搭配,在郑老的指导下,又得到了中文信息界的许多专家的支持,共同对父亲的科学成果进行了创新和优化,从而使郑老的26键成果,迅速得到提高。在文字系统的规范、重码率、编码的规律性等方面,又有一个飞跃。1990年7月,经过国家主管部门组织的严格评测,编码输入系统各个测试项目全面达到优秀,总水平居世界领先。11月,几乎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文字学家、计算机专家、教育学家的国家级鉴定,充分肯定了郑易里在我国编码学术领域的奠基性贡献和郑码编码系统在理论性、实践性等方面的世界领先水平。

郑易里向女儿郑珑传授郑码编码要领
    在鉴定中专家们还发现,郑易里和女儿郑珑独具匠心地为郑码设计了一种查字法。它将郑码字根按一、丨、丿、丶、乙五种规范的笔画顺序排列,又根据汉字笔画的起笔的频度和英文从A—Z的序列设计了具有联想功能的查字表。这样就科学地将人工检索汉字与计算机检索汉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它的意义在于,如果字典摒弃多歧义性的部首检字法而采用与计算机检索汉字原理相同的郑码字根检索法来检索汉字,那么,从小使用这种字典的孩子接触计算机后,郑码检索法就是输入法,能快速地输入汉字,完全不用新学或培训。试想,这会对提高全体国民在信息时代的科技素质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啊!

    1992年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根据国家课题完成了当时世界最大的6万电脑大汉字库,但无法检索应用。专家们分析了各种输入法后,认为只有郑码才有可能完成。果然,郑珑用了不到20天,就将6万汉字全部编码完成。在国家电脑大汉字库诞生的新闻发布会上,操作员用郑码轻击4键就能准确和快速地从6万汉字中检索出任一汉字!

    到2002年,应用郑码的快手,输入汉字的速度已超过每分钟240个汉字,超过了正常语言速度,成功地解决了汉字快速输入的历史难题。

    1996年10月,以郑码为核心的《计算机全汉字信息处理系统集成》项目荣获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5单位联合颁发的全国科技信息优秀成果一等奖,此为我国科技信息界最高荣誉。1999年,该项目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000年,继1995年Windows所有中文版全部预装郑码以后,在所有英文版的多文种处理中也预装了郑码。

    2002年,美国IBM公司全面预装郑码汉字输入系统。
——弘扬中华文化 创造数码世界未来
    今天,走进郑易里开创的中易电子公司设在沙河的全文数字化大厅,只见数百台计算机排列成行,人们在井然有序地忙碌着,清脆的击键声,像夏天的骤雨打在树叶上,悦耳地响成一片。墙上挂的紫红底色的金黄大字——“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数码世界未来!”格外醒目。

    这个大型数字化生产线,是国内外唯一能不要任何纸张,有效、迅速处理一切古籍及现代一切汉字的大型现代化生产线,它目前承担着国家图书馆古代地方志全文数字化工程。这个巨大的工程总数有330多万页,约15亿字。古代地方志是一部部全国各地天文、地理、山川、河流、气候、矿产、人物、家谱、特产、名人轶事、战争等等包罗万象的小百科全书。全国各地的小百科全书合起来,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的大百科全书。由于地方志都是古代各村、乡、县自行编纂成书,所用文字、格式、版面极不规范。生僻字、异体字、模糊字、讹字等很多,所以在进行全文数字化时的难度非常大。

    这些古籍的全文数字化全部建立在以郑码系统为核心的国家973信息技术与高性能软件规划项目的超大型中文网络国际应用平台上。它完全符合国际标准,支持汉字达7万个以上。就是发现这7万个以外的生僻字,也能迅速补上。做到了“天下汉字,尽在指间”的最高水平。这个工程完成后,可以供全世界浏览和检索,是当前全国启动的最大的创新型全文数字化文化工程。现在,第一、二期100多万页,5亿—6亿字的工程已圆满完成,正在进行第三期工程,估计再有1年多,全部工程可以完成。郑易里半个世纪前开始的汉字快速检索的研究成果,使得初中以上文化、汉字水平不高的学生在进行短期培训后,竟能驾驭这么大量,这么多生僻字的古籍全文数字化工程,真是不可想象!

    印刷资料全文数字化,将形成一个庞大的高新技术领域,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些全文数字化的成果,将几十年,几百年地在国际互联网上飞驰流传,经久不衰,传播和弘扬五千年的中华文化……

    这是一个真实的传奇。在中国历史上最激烈动荡的20世纪,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一个抱着农业救国理想、笃信共产主义的老人,一个具有敏锐前瞻性,又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的老人,一个实现了将古老中华文化和信息时代紧密结合的老人,在他有限的生命岁月中,竟能一生坚忍不拔,一生淡泊名利,一生默默奉献,一生执著地从事着他认为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事业,在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攀登到令人瞩目的高峰,给后人留下了如此丰厚久远的功德和文化传承的硕果。而世界上,只有文化的传承是永远的!

    (谨以此文纪念郑易里先生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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