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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码发明人

编译、出版和发明——记郑易里同志
转载自《出版史料》2006年第三期
刘大明

    1936年11月，我到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邮购科当练习生，开始接触到了许多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新书。其中邮购读者要求购买最多的一本书是艾思奇同志写的《大众哲学》。而凡是购买《大众哲学》的读者，又往往都再买一本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因而郑易里的名字，也为大家熟知了。我那时未见过易里同志，但每当我拿起那本厚厚的28开见方、装帧精美、用重磅木造纸印制的封面上再蒙上一张玻璃纸，因而发出光亮的《新哲学大纲》时，我心里就在说：郑是一个大作家。

    我到社不久，“七君子”事件发生，社长李公朴先生也在被捕七人之中，读社顿时陷入了困境。除了其他领导人也时刻有被捕危险外，《读书生活》半月刊被封，其他书籍被禁，营业停顿，资金拮据，工作很难坚持下去。后来大家知道，已由郑易里同志设法筹到一笔款项，不久，黄洛峰同志又来社出任经理主持工作，郑出任董事长。读社工作开始有了转机，大家情绪也稳定了下来，但这时郑易里同志仍没到社里来过，所以我们仍未见过他，不过我自己又把他看作是社里的大股东了。

    1937年抗战开始，黄洛峰、万国钧同志等到武汉全面开展读社工作，上海读社即由郑易里同志带领几个同志坚持工作。由于上海印刷条件较好，上海社的主要任务是“造货”（印书），以供武汉等内地读者需要。因而在1938年后这一时期，上海社陆续出版了好多书籍，其中主要的一件工作，是出版了《资本论》三卷全译本。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资本论》一、二、三卷全部出版了。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在当时出版界是少见的。这个成绩，应归功于郑易里同志组织擘划有方和参与这一工作的同志高度的劳动热情。这时我已到武汉，所以仍未见过郑易里同志，但我又把他看成是一个“大出版家”。1938年10月我们自武汉西迁重庆后，约在1939年三四月间，听说郑易里同志将要冒着战时旅途的艰险，从遥远的孤岛上海到重庆来。因为同志们都很仰慕他，所以很高兴，都在盼望他早日到来。一天，我一向认为的大作家、大股东、大出版家郑易里同志，终于来到了重庆，来到了我们中间——原来他不是个大个子，也没有大派头，我本是把他看作老师、长辈的，而他却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倒像我们的大兄长一样，彻底改变了我几年来想象中的形象。

    郑易里同志在重庆时，白天和洛峰同志出去办事，比较忙碌，但只要有机会，总是和我们一起吃粗茶淡饭。晚上，我本是在附近一个书库里打地铺睡觉的，而他却也天天晚上过来和我一起睡地铺。我那时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他这样真叫我过意不去。

    不久，他又循原路回上海，我也始而到了成都分社，继而又和生活书店的李文、新知书店的王华二同志到了太行山办华北书店，从此天各一方，音信杳无，一隔就是十年有余。直至解放后不久，忘了哪一年，我们才得各自带着历经多年战争和斗争的印记重聚于北京。而足以表示我们阔别重逢的见面礼，则是我从洛峰同志手里得到了两本珍贵的书籍：一是布面、烫金、限印35本，非卖品、精装本的三大卷一套的《资本论》，一是布面精装的大本子，由郑易里同志主编的首版《英华大词典》。这两本书都是凝聚了易里同志心血的结晶，而特别是这套精装本非卖品《资本论》，虽经历了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三年的辗转和劫难，但黄、郑二同志却一直为我保存着，因为大家坚信终有一天必将胜利会师，他们就可当面把书交到我手中，感情是何等的真挚。

    此后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虽然在北京也曾见过几次面，但直至在我撰写《资本论》全译本出版经过时，才得以比较多地了解易里同志。

    郑易里，名重良，字雨笙，原籍云南玉溪县，1906年出生，祖上世代务农，至父亲宝臣一代始在玉溪、昆明经商。1926年，郑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到北京就学于农业大学(现翠微路罗道庄)。但上学不久即赶上了“三一八惨案”，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在段祺瑞血腥镇压青年学生的枪林弹雨中经受了一次锻炼。农业大学当时因经费困难，经常停课。他觉得长此下去，很难学成。于是下决心到日本留学，考入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改为东京工业大学）攻读。在校中，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新滇社”东京分社，政治思想又有了很大提高。在东京时，因同住一个宿舍从而认识了云南同学李生萱(即艾思奇)，从此结为至交。1928年5月3日，发生了济南惨案。日军的野蛮行为，震惊了世界。消息传到了东京，更激怒了留日同学，他们纷纷回国，立志参加抗日活动，郑也毅然弃学回国，经上海回到了昆明。1928年11月，经中学同学介绍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到蒙自区委书记王德三处任秘书。1929年冬，因有人叛变，云南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他不得不于1930年，经四川到了上海。郑在上海期间和这时正在上海办报、办出版社的老友艾思奇又见了面。在艾的鼓励下，他一面为其在昆明经商的二哥郑一斋先生办理转运商品事务，一面和艾思奇合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米定写的《辩证法唯物论》一文，用《新哲学大纲》的书名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从此他就和读社结下了不解之缘。《新哲学大纲》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曾连印十多版，成为当时畅销书之一。

    抗战开始前后，艾思奇、柳湜、李公朴等先后离开上海分别到了延安、华北、武汉等地。黄洛峰则率部分人员和大批书籍到了武汉开创新局面。上海就只留下了易里一人主持工作。编辑人员有罗稷南、郑效洵等，业务方面有刘麟、张汉清、卜朝义等。社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上海较好的印刷条件出书，以供内地销售。《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的出版，则是读书生活出版社、也是郑易里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

    1939年开始，汪伪对上海孤岛迫害愈烈，政治性较强的书刊用读社的名义已很难出版。为坚持出版工作，易里同志曾用过辰光书店、鸡鸣书屋、高山书店、慧星出版社、北极书店等化名出版了一批一批书籍发往内地，对支持内地读社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1年11月，日伪特务机关突然逮捕了罗稷南和郑易里，并到郑家中搜查。当时读社有一部分纸型和书籍正好存放在现永嘉路(原西爱咸斯路)郑易里家中的三楼亭子间，情况十分危急。幸而当时敌特没再上三楼，得以幸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敌特因抓不住证据，郑易里被囚一个多月后，终于释放。

    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全面侵占上海，上海社共印书籍有《辩证唯物论辞典》《列宁战争论》《苏联内战史》《列宁在1918》《高尔基与中国》《鲁迅纪念特辑》，以及翻印重庆出版的《学生生活》《文学月报》等数十余种。还请周建人、胡秋原等同志编辑了《哲学杂志》。出了两期后因形势突变，不得不停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全面占领上海，读社在上海就完全失去了印刷出版条件。上海读社的正常出版业务也只好暂停，以观望局势采取应变措施。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西迁内地的单位，纷纷重返上海，期望更好地开展出版工作。万国钧首先带了一部分纸型回到上海。然后范用、丁仙宝、郑权、孙家林、汪晓光、欧阳章等也陆续来到，由于郑易里在上海长期的隐蔽坚持，使东返的同志和从未在上海读社工作过的同志，有了现成的立脚点，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温暖。不久，他们在四川北路仁智里55号租下了房子，正式开展工作。但由于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和平，挑起内战，致使黄洛峰迟至1946年6月初才返回上海。郑易里得以主要精力负起编辑重担。

    随着内战扩大，国民党对各地进步文化事业，也变本加厉地进行新的迫害。北京、武汉、重庆与长沙等地的生活、读书、新知分店，都遭到了封门、抓人等不同程度的破坏，上海读社的工作也十分艰难。但在大家努力下，还是出版了多种书籍，如《卡尔?马克思——思想家、革命者》《西洋哲学史简编》《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以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艾青、臧克家的诗等。郑还组织了对《资本论》全译本的订正再版。

    这个时期困扰读社的另一个问题，仍是资金周转困难的老问题。为此他又向自己的侄子，即郑一斋先生之子郑瑞之那里商请支援。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二、三卷的大部头书，其资金之巨，不下于当年《资本论》。由于郑瑞之一如其父郑一斋老先生之古道热肠，先后又拨款三万多银元，才使该书终于在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隆隆炮声中抢印出版。

    在此期间，他还曾考虑到，尽管眼前国民党反动派气势汹汹，但其必败已成定局，为此读社一方面仍应以巧妙机智的办法按原定方针坚持出版外，他觉得也应着眼于将来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所必需，因此他建议洛峰编一本《英华大词典》。这一工作，可免遭政治上的迫害，也为将来建设需要作准备。这个建议得到了黄洛峰的支持，于是郑即约请曹成修开始了这一工作。这一工作，当时虽然还没有学习“苏联一边倒”的说法，但一提《英华大词典》就好像跟“资本主义”，跟“单纯技术观点”有了什么联系似的。但郑并不因此而犹豫却步，一心扑在了词典的编纂上。就这样，他和曹成修二人，夜以继日，专心致志，只在校对时请了几个人帮助，大约三四年功夫，定名为《英华大词典》的初稿宣告全部完成。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从北向南节节胜利，国民党岌岌可危，上海社会十分动乱，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此词典的出版前景也难预测。在这种情况下，郑易里为不使在失业中的曹成修蒙受损失，用银元付给曹多笔稿费，从而抵偿（即买断）了曹的这部分版权。新中国成立不久，这部词典就在上海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了。这部词典的主要特点是增加了许多一般词典所没有的新词目，因而异常丰富。又编排了中英对照的索引部分，使查用者感到特别方便和满意。后来这部词典又由北京时代出版社印刷了多次。到1964年，郑又应商务印书馆之请，对此书进行了全面修订补充。他排除了“文革”干扰，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孜孜不倦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工作。用了五年时间到1969年终于全部修订完毕，增补了几十万字的新科学新技术方面的词汇。但由于“文革”之故，修订版的出版工作受到了影响。可喜的是这部巨著，花五年心血修订的原稿在“商务”组织人力重新誊抄后，“商务”即保存了原稿。到1984年，“商务”准备出版，又请郑易里修订，从而使《英华大词典》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此书不但国内学子交口称赞，而且又行销到了东南亚、美国、西欧等地，并曾以政府的“国礼”，赠送给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郑易里在年青之时，对民族的瑰宝——汉字深感兴趣并孜孜于字的结构、规律、内在的联系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多少年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和大家一样，都深感汉字不论在检索、打字、电报、印刷排版等方面作科学处理之艰难，因此他默默地潜心研究汉字字形曾达数十年之久。早在1929年，郑老对汉字的研究已颇有建树。他创立了汉字的基本笔画是点（、）、横（一）、直（丨）、斜（丿撇）、弯（??）、纽（??）六笔笔画对汉字实行排序检索的学说，并投稿到《时报》，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而后又用数字1～6作为六种笔序的代码，发明了《六笔查字法》。1950年第一版的《英华大词典》的汉英对照的中文索引部分汉字的检索，就首次实际应用了这一《六笔查字法》。

    1987年，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和郑老住处相距较近，由于大家都历经了十年动乱，不免多年没有来往。一天，郑老突然来所找我，真使我喜出望外。

    郑老以七十高龄的长辈来找我，我想必有重要事情相商。果然郑老以从容不迫的神气对我说（大意），他发明的那种六笔笔画查字法，现在用来把大部分常用汉字按拉丁化拼音字母编成号码，每个字只要按钮两三次，即可出现一字，比现行中文打字机不知要快多少倍了。他说据他了解，现在的电子计算机的技术水平已可实现这个愿望，如果有关这方面的专家，愿意参与这件工作，他可以将全部研究成果作贡献，以期共同完成此一时代的理想。我当时听得很出神。因为我对如何改进中文排字，也曾动过一些脑筋，只是无功而罢。现在他有此成果，理应尽力支持，因此我很快找到了所里的有关专家之一、科学院院士王守觉教授磋商此事。并又约请郑老和王教授当面深谈了一次。王教授当即认为，从当时国内计算机技术水平而论，确可有望实现。并称如能解决经费，可以进行研制。可惜的是当时“科学的春天”虽已来到，但又处在百废待兴的门槛上，这个题目在半导体研究所一时排不上队，我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非常愧疚，事情也就这样耽搁了下来。后来知道郑老又找了当时负责科学院工作的方毅同志，我才稍释重负。

    事隔几年，我得知郑老将多年研究所得，写成了“从人查字到机器查字”、“一笔查字法”等经典著作，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河南省科委得知郑老有此成果后，首先和郑老取得了联系，并将该省正在研究此一课题的南阳王永民介绍给他。王永民在多次请教了郑老介绍“六笔字码”后，得到了很大教益。遂在郑老直接指导下，最后确立了现在的五笔字型码。并通过计算机进行反复研制和实践，终于实现了现在的“五笔字型码”。郑老苦心研究数十年的成果——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终于在计算机上快速打出了汉字。
但郑老深深知道，“五笔字型码”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五笔字型”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此时因王永民忙于推广，郑老只得在农科院的帮助下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

    时至80年代，郑老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他仍在苦苦思索；中国汉字多达六万字以上，如何把这庞大繁杂的汉字——常用字、古体字、罕用字、异体字、繁体字、历史社会用字等均能包容在内，而且可为图书馆、出版印刷、书籍整理、户籍整理等提供有效的服务，不但符合国家文字规范，能与中小学教学一致，而且还能和国际间联通使用，特别是和港、澳、台和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使用汉字的诸国进行交流和软件兼容，以及必须建立一个“大型汉字字形数据库”等，问题还尖锐地摆在郑老面前。

    1985年，一个从理论上确立基础的《NH电脑汉字26键拆根编码方案》在农科院通过了鉴定，并取得了1986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该课题又通过了相当国家级的评测和鉴定。

    此后，郑老在八十高龄时离休，然而他离而不休，仍在潜心提高他的编码方案，但已力不从心。然而，郑老事业后继有人。他的原是学飞机制造专业的女儿郑珑，理解父亲的心思和事业，毅然投入到这个艰巨的事业中来。在郑老悉心的指导下，在有关单位和人士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和关心下，他们父女二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一步又一步地逐个攻克了一系列难关。1992年郑氏父女《字根编码输入法及其设备》终于获得了“美国专利”和“国家专利”。后来又办了中易电子公司，在1993年在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荣获金奖和最高奖——最优秀发明大奖，宣告了郑老的多年研究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这个发明被誉为“最佳字型编码”，现在也就称为“郑码”。

    1994年，中国发明协会推荐“郑码”代表我国参加第22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评委们不但一致把“郑码”评为金奖，而且又做出了“‘郑码’汉字系统的发明，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文化信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高度评价。

    现在郑氏的北京中易电子公司，业务还很兴旺。“郑码”的研究工作，在艰苦搏斗的这十来年中，我曾和郑老父女有过一定的联系，他们坚忍不拔克服重重困难的顽强精神使我十分感动，他们取得的成就，尤使我欣慰。几十年来，我确实一向把郑老看成是大作家、大编译家、大出版家的。近来，又听说以《郑码》为核心，能处理10万汉字的系统荣获《世界华人发明大奖》。现在，我确实还把郑老看成是一个大文字学家、大发明家了。

1998年于北京